中国数字经济长远发展仍需适应国际变革

5月17日，全国政协“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”专题协商会在京召开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会议并讲话，强调支持平台经济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，支持数字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。

中国数字经济再迎政策利好，应当时不我待抓住发展机遇，洞察前沿方向。当前，全球数字经济呈现出智能化、量子化、跨界融合、深度渗透、变革速度指数化等新特征。数字经济发展已成为我国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关键力量，但由于历史积累不足，相应的法律法规及鼓励创新政策有待强化，我国数字经济更偏向于数量增长和模仿式跟进，未能在质量上占优，容易形成大而不强、快而不优的局面。

世界各国已充分认识到，数字经济发展将成为新的竞争优势来源，全球数字秩序与规则的竞合博弈日益高企，数字经济正在逐渐成为国际竞争主赛道。鉴于此，我国数字经济在稳中向前的同时，仍要从长远出发，努力适应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全方位变革。

每一次全球化浪潮都是由技术变革推动社会经济的变革而实现的。数字经济不同于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，其发展受土地、劳动力等因素限制很小，天然具有全球性竞争态势。新冠疫情发生后，数字经济的产业赋能作用增强，跨越性创新频发，正在对既有产业形成冲击并使产业竞争格局发生重构。尤其是近年来单边主义日益盛行，我国数字经济的国际影响力可能因此受到挑战，为适应跨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呈现的数字化、服务化、去中介化、定制化新趋势，我国应坚持市场需求导向，以技术创新驱动促进要素集约和资源节约化配置。

要抢占数字经济的全球制高点，绕不开核心产业尤其是数字核心技术。现阶段，数字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源代码和现有数学模型，导致专业性和针对性不足，这是我国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。一方面，企业、产业如果技术依存度或对外依存度过高，关键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，尤其是制造业多以代工和组装为主，就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。另一方面，引进的技术本身就具有时滞性和不确定性，一旦核心技术支持被取消，将很难再恢复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。

在这一客观现实下，掌握数字经济发展主动权，需要从基础研究出发，夯实数字经济底层研究，重点解决“卡脖子”的原始创新问题，使整个数字经济系统的数学模型、算法设计、模拟训练等链条“一脉相承”，实现数字经济发展协同优化。

我国数字经济的海量数据、广阔市场空间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，都需要技术推广、落地才能充分激活，因此加快数字技术转化应用，推动实体经济生产方式、组织形式和商业范式创新尤为重要。具体来看，需要逐步推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企业，与农业、医疗、旅游、交通等行业深入融合，加快数字企业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延伸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过程要对社会资本投资进行有序引导，防止各地数字经济领域一哄而上，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。此外，在数字化领域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的研究及部署方面，不仅要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“数字红利”，也应借此机会加强数字技术研发推广，促进国际影响力提升。

下一阶段，在充分发挥现有优势基础上，应积极稳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数据流动监管政策措施，及时研究解决数据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数字安全、数字贸易等矛盾和争端，确保数字经济发展稳中有序。